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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玻璃工艺的发展历史

时间:2018-06-29 16:00 作者:农村创业 浏览:
  中国玻璃工艺的发展历史
  艺术玻璃,是以彩色艺术玻璃为载体,包含艺术家们知觉、情感、理想、意念等综合心理活动的有机产物。广义的艺术玻璃覆盖了所有以玻璃材质为载体,体现设计概念和表达艺术效果的玻璃制品,包括艺术作品、工艺品和装饰品等等,而狭义的艺术玻璃则仅仅指的是艺术作品。

  中国玻璃或玻璃生产,最早出现的年代,目下我们还缺少完全正确具体的知识。***但知道从周代以来,在诗文传志中就经常用到如下一些名词:“璆琳”、“球琳”、“璿珠”、“珂珬”、“火齐”、“琉璃”、“琅玕”、“明月珠”和晋六朝记载中的“玻璃”、“瑟瑟”,后人注解虽然多认为是不同种类的玉石,如联系近十年古代墓葬中出土的丰富实物分析,这些东西事实上大部分是和人造珠玉生关系的。这种单色或复色、透明或半透明的早期人造珠玉,后来通称为“料器”。古代多混合珠玉杂宝石作妇女颈部或头上贵重装饰品,有时还和其他细金工镶嵌综合使用。如同战国时的云乳纹璧,汉代玉具剑上的浮雕子母辟邪、璏和珥、云乳纹镡等。也有仿玉作殓身含口用白琉璃做成蝉形的。汉代且更进一步比较大量烧成大小一般蓝绿诸色珠子,用作帐子类边沿璎珞装饰。武帝的甲乙帐,部分或即由这种人造珠玉做成。到唐代才大量普遍应用到泥塑佛菩萨身体上,以及多数人民日用饰上和部分日用品方面。至于名称依旧没有严格区分。大致珠子或器物类半透明的,通称“琉璃”,透明的才叫“玻璃”。事实上还常常是用同类材料做成的。又宋代以后,还有“药玉”、“罐子玉”或“硝子”、“料器”等名称,也同指各色仿玉玻璃而。外来物,仅大食贡物即有“玻璃器”,“玻璃瓶”、“玻璃瓮”、“碧-白琉璃酒器”等名目。而彩釉陶砖瓦,这时也已经正式叫做琉璃砖瓦。《营造法式》一书中,且有专章记载它的烧造配料种种方法。

  在中国西部掘的四千年前到六千年间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中,已现过各种琢磨光滑的小粒钻孔玉石,常混合花纹细致的穿孔蚌贝,白色的兽牙,编成组列作颈串装饰物。在中国河南掘的约三千二百年前青铜器时代墓葬中,除现大量精美无匹的青铜器和雕琢细致的玉器,镶嵌松绿石和玉蚌的青铜斧、钺、戈、矛等兵器,同时并现许多釉泽明莹的硬质陶器。到西周敷虾青釉的硬质陶,南北均有现。这时期由于冶金技术的进展,已能有计划地提炼青铜、黄金和铅,并学会用松绿石镶嵌,用朱砂做彩绘。由于装饰品应用的要求,对玉石的爱好,和矽化物烧造技术的正确掌握,从技术展来看,这时期中国工人就有可能烧造近于玻璃的珠子。至晚到约二千**百年前的西周中期,有可能在妇女颈串装饰品中现这种人造杂色玉石。唯西周重农耕,尚俭朴,这种生产品不切于实用,因而在农奴制社会中要求不广,生产品即使有也不会多。到两千四五百年前的春秋战国之际,由于铁的现和铁工具的广泛使用,生产有了多方面的进步,物质文化各部门也随同展。襄邑出多色彩锦,齐鲁出薄质罗纨,绮缟细绣纹已全国著名。银的提炼成功和鎏金鎏银技术的掌握,使得细金工镶嵌和雕玉艺术都达到了高度水平。金银彩绘漆器的大量应用,更丰富了这一历史阶段工艺的特色。在这时期的墓葬中,才现各种品质纯洁、花纹精美的珠子式和管状式单色和彩色玻璃生产。重要出土地计有西安、洛阳、辉县、寿县、长沙等处。就目前知识说来,内容大致可以分成三大类:1.单色的,计有豆绿、明蓝、乳白、水青各式。2.复色的,计有蓝白、绿白、绿黄、黑白两色并合及多色并合各式,近于取法缠丝玛瑙和犀毗漆而做。特别重要的是一种在绿蓝白本色球体上另加其他复色花纹镶嵌各式。这一品种中又可分平嵌和凸起不同的技术处理。3.棕色陶制球上加涂彩釉,再绘粉蓝、银白浅彩的。这一类也有许多种不同式样。这些色彩华美鲜明的工艺品,有圆球形或多面球形,又有管子式和枣核式,圆球形直径大过五厘米以上的,多属第三类彩釉陶球,上面常用粉彩作成种种斜方格子花纹图案,本质实不属于玻璃。一般成品多在直径二三厘米左右。其中第二类加工极复杂,品质也特别精美,常和金银细工结合,于金银错酒器或其他器物上如青铜镜子,做主要部分镶嵌使用。或和雕玉共同镶嵌于金银带钩上,或单独镶嵌于鎏金带钩上(如故宫所藏品)。也有用在参带式漆器鎏金铜足上的(如历史博物馆藏的奁足)。但以和金玉结合作综合处理的金村式大罍和镜子艺术成就特别高。从比较材料研究,它在当时生产量还不怎么多。另有一种模仿“羊脂玉”做成的璧璜和当时流行的珍贵青铜玉具剑剑柄及漆鞘中部的装饰品,时代可能还要晚一些;早可到战国,晚则到西汉前期。品质特别精美纯粹,则应数在河南和长沙古墓出土的蓝料喇叭花式管状装饰品。过去以为这是鼻塞或耳珰,现已证明还是串珠的一部分。时间多属西汉。又长沙曾出土一纯蓝玻璃矛头,还是战国矛头式样。广东汉墓又现两个蓝料碗和整份成串纯净蓝色珠子,其中还有些黄金质镂空小球。

  年来这部门知识日益丰富,两千年前汉人墓葬遗物中玻璃装饰品的出土范围越加普遍。***除中原各地,即西南的成都、南方的广州、东南的浙江以及中国东北和西北边远的内蒙古、新疆、甘肃各个地区,都有品质大同小异的实物出土。小如米粒的料珠,也以这个阶段中坟墓中出土的比较多。唯第二类复色的彩料珠,这时期已很少见。至于彩釉陶球则更少。原来这时节中国釉陶用器已全国使用,如陕、洛、河北、山东之翠绿釉,广东、湖南之青黄釉,长江中部各地之虾背青釉,以及长江下游江浙之早期缥青釉都达到成熟时期。并且有了复色彩釉陶,如陕西斗鸡台出黄釉上加绿彩。出土料珠一般常是绿蓝水青单色的。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应数长沙和洛阳出土,长度约三厘米小喇叭式的蓝色料器和1954年在广州出土的大串蓝料珠子。

  湖南出土的品质透明纯净玻璃矛头和广东出土的二玻璃碗,格外重要。因为可证明这时期工人已能突破过去限制,在料珠以外能烧成较大件兵器和饮食器。

  由于海外文化交流的展,汉代或更早一些时期,西北陆路已经常有大量中国生产的蚕丝和精美锦绣,外输罗马、波斯和中近东其他文明古国,并吸收外来物质文化和生产技术。这种玻璃生产品,除中国自造外,技术进展自然也有可能是由于外来文化交流的结果。并且还有可能一部分是从南海方面其他文明古国直接运来的。因《汉书·地理志》载黄支调斯诸国事时,就提起过“武帝时曾使人入海市明珠璧琉璃”,又《西域传》也有“罽宾国出琉璃”语,《魏略》则称“大秦国出赤、白、黄、青、绿、缥、红、紫十种琉璃”。但从出土器物形式,如作云乳纹的璧,白料蝉、浮雕子母辟邪的剑饰、战国式的矛头等看来,可以说这部分实物,是只有在国内才能生产的。晋南北朝以来翻译印度佛经,更欢喜用“琉璃”、“玻璃”等字句。因此,过去中国历史学者受“中国文化西来说”的影响,多以为中国琉璃和陶器上釉的技术,都是外来物,而且时间还晚到汉魏时代。近年来,新的殷周有釉陶器的现,和晚周及汉代大量精美玻璃实物的出土,和数以万计墓葬材料的陆续出土,已证明旧说见解实不正确。

  现在我们可以比较肯定的说,中国工人制造玻璃的技术,由颗粒装饰品展而成小件雕刻品,至晚在两千二百年前的战国末期已经完成。再进一步展成日用饮食器物,两千年前的西汉也已经成功。战国古墓中,已现有玉色琉璃璧和玉具剑柄,以及剑鞘上特有的玻璃装饰物品。汉代墓中并有了死者口中含着的白琉璃蝉,广东汉墓并且已经现琉璃碗。魏晋时人作的《西京杂记》、《汉武故事》、《飞燕外传》和《三国志·胡综别传》,如记载还有一部分可靠性,则早到西汉,晚到三国时期,还使用过大片板状琉璃做成的屏风。虽然这时期小屏风做蔽灯用的还不过二尺见方(见《列女仁智图》),用于个人独坐的,也不过现在的三尺大小(见彩筐冢所得彩漆筐上绘孝子传故事)。然而还是可以说明板玻璃已能有计划烧出。换之,即中国板玻璃的应用,时间有可能也早过两千年前。三国以后诗人著作中,已经常提起琉璃器物,如著名叙事诗《孔雀东南飞》就说及琉璃榻,传咸文中曾歌咏琉璃酒卮,其他还有琉璃枕、琉璃砚匣、笔床各物。又著名笔记小说《世说新语》内容多是辑录魏晋人杂传记而成,其中记“满奋畏风,在晋帝坐,北窗作琉璃扉,实密似疏,奋有寒色”。又记王济事,称济为人豪侈,饮馔多贮琉璃碗器中。石崇、王恺斗富为人所共知,如为三尺高珊瑚和数十重锦步障,其实也谈起琉璃碗事。可知西晋以来已经有相当多的产量。唯记载未说明出处,是来自南海或得自西域,抑或即本国工人烧造,未可得知。

  西晋末年,因西北羌胡诸游牧氏族侵入中国汉族文化中心的长安、洛阳,战事并继续展,中国国土因此暂时以长江为界,分裂成两个部分,即历史中的南北朝时期。在长江以北,游牧民族军事统治者长时期的剧烈斗争,使重要的生产文化成就,多遭受严重破坏。琉璃制造技术,也因此失传。直到北魏跖跋氏统一北方后,才又恢复生产,《北史》称:“琉璃制造久失传,太武时天竺国人商贩至京(指洛阳)自云能铸五色琉璃。于是采砺山石于京师铸之。既成,光泽美于西方来者。乃诏为‘观风行殿’,容百余人。光色映澈。观者见之莫不惊骇,以为神明所作。自此中国琉璃遂贱,人不复珍之。”由此可知,彩色琉璃的烧造技术在北方确曾一度失传。到此又能大量烧造平板器物,直接使用到可容百人行动的大建筑物中。这类活动建筑物虽然已无遗迹可寻,但在同时期墓葬中,却有重要实物现。建国后河北景县封姓五座古墓掘中,除得到大量具有时代特征的青釉陶瓷外,还得到两个玻璃碗,一个蓝色,一个浅绿色,现陈列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。这种碗当时似为服长生药所用,晋代人有称它做“云母碗”的。

  这时期南中国生产已有进一步展,绿釉瓷的烧造也达到了完全成熟期。薄质丝绸和新兴造纸,更开始著闻全国。文献记载中虽叙述过用琉璃做种种器物(如庾翼在广州赠人白瓯,似即白色料器),由于制作技术究竟比较复杂,并且烧造技术仅掌握在少数工人手里,成品虽美观,还是远不如当时在江浙能大量生产的缥青色釉薄质瓷器切合实用。又因政治上经过剧烈变化,正和其他文化成就一样,玻璃无法进一步展,关于实物品质形式的知识我们也知道不多。唯这个时期正是中国佛教迷信极盛时期,统治者企图借宗教来麻醉人民的反抗意识,大修庙宇,照史书记载,北朝统治者曾派白整督工七十万人修造洛阳伊阙佛寺。南朝的都金陵相传也有五百座大庙,北朝的庙宇则有一千三百多个。此外还有云冈、敦煌、麦积山、天龙山、洛阳、青州、巩县等石窟建筑群。这时期的佛像以土木雕塑而成,而且都经常使用各色珠玉宝石、琉璃作璎珞装饰物。试从现存洞窟壁画雕塑装饰,如敦煌壁画近于斗帐的华盖、藻井部分边沿的流苏来看,还可想象得出当时彩琉璃珠的基本式样及其应用形。隋代政府收藏的书画卷轴,照史志记载,也有用各色琉璃作轴头的。隋仁寿时李静训墓中几件水绿色玻璃器,是目前为止出土文物中最能说明当时生产水平的几件实物。《隋遗录》是记载中提及的宫中明月珠,有可能即为如宋人笔记小说所说的一种白色新型大琉璃灯。所不同处,只是隋代还当成宫中奇宝,宋代则已为商店中招徕主顾之物。《隋书·何稠传》称曾明绿瓷,历来学者多据这点文献材料,说绿瓷成于何稠。如以近年出土文物判断,则绿釉瓷北方早可到东汉永元,唯白瓷倒只在隋代初次出现,透明绿琉璃也在这一历史阶段达成熟期。

  唐代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展,琉璃制作也有了新的展。庙宇殿堂雕塑装饰更扩大了彩色琉璃的需要,根据《唐会要》和《唐六典》记载,除由政府专设“冶局”主持全国庙宇装饰佛像的琉璃生产外,日用器物中琉璃的使用,也日益增多。唐诗人如李白等,每用豪迈愉快感歌颂现实生活时,提及西凉葡萄酒必兼及夜光杯或琉璃钟,此外琉璃窗、琉璃扉也常出现于诗文中。唯多近于从《艺文类聚》中掇拾《西京杂记》等文作辞章形容,不是事实。因直到晚唐苏鹗《杜阳杂编》记元载家红琉璃盘,还认为是重要实物,可知珠玑易烧,大件瓶盘还不多见。又《唐六典》卷四说:“平民嫁女头上金银钗许用琉璃涂饰”。《唐六典》完成于天宝时代,可知当时一般小件琉璃应用的普遍程度。不过作器物的特种彩色琉璃,依旧似乎不怎么多。直到宋代,真腊贮猛火油和其他外来蔷薇露,还特别记载是用玻璃瓶贮藏,记大食传入中国贡品时,也曾提及许多种玻璃器。可知中国工人还不熟悉掌握这种烧造技术。这问题如孤立的从技术展上来认识,是不易理解的,甚至于因此会使人对于战国、汉代以来琉璃生产的成就产生怀疑。但是如联系其他部门生产形看,就可知道这种况倒十分自然的事。唐代瓷器的烧造,品质已十分精美。河北邢州的白质瓷器和江南越州的绿釉瓷器生产品不仅具全国性,并且有大量成品向海外各国输出。又中国丝绸锦缎,原来就有一个更久远的优秀传统。展到唐代,薄质纱罗由汉代的方孔纱到唐代的轻容、鲛绡,更有高度的进步。生产的展和社会多数应用的要求有密切关系,玻璃和陶器比较,技术处理远比陶器困难,应用价值却又不如陶器高,这是当时透明琉璃不容易向应用器物展的原因。玻璃和薄质纱罗和纺织物比较,也是如此。薄纱中“轻容”,诗文中形容或称“雾縠”,显示质地细薄,已非一般人工可比。由于这类轻纱薄绢的生产,既结实又细致,甚至于影响到中国造纸工业的进展。例如五代以来虽有澄心堂纸的生产,在绘画应用上,却始终不能全代替细绢的地位。一般做灯笼,糊窗槅子,用纱罗早成社会习惯,而且在使用时具有种种便利条件,价值更远比玻璃低贱,这是使平板玻璃在唐代不容易得到展的又一原因。因此直到晚唐《邺侯家乘》称代宗时岭南进九寸琉璃盘,又权臣元载家有径尺红琉璃盘,都认为是难得宝物。唐代重灯节,每到正月元宵全国举行灯节。当时政府所在地的长安灯节,更是辉煌壮观。据《朝野佥载》叙述,睿宗和武则天时灯有高及十丈延续百丈的。这种成组列的灯彩,个体多作圆形或多面球形的骨架,用薄纱糊就,画上种种花纹,灯旁四角还点缀种种彩色流苏珠翠。琉璃的使用,是作为灯旁装饰,灯的主要部分还是用纱。借此可知某一部门的生产,常常和其他部门生产相互制约,有些还出于经济原因。唐代镜子工艺可说是青铜工艺的尾声,然而也是压轴戏,许多作品真可说近于神工鬼斧,达到金属工艺浮雕技术最高水平。并且已经大量使用金银薄片镶嵌在镜子背面,制作了许多华丽秀美的高级艺术品外,还曾用彩色琉璃镶到镜子背上,得到番茄成功。可是却没有工人会想到把这种琉璃磨光,设法涂上磨镜药,即可创造出玻璃镜子。这种玻璃镜子直到一千年后才能产生出来,结束了青铜镜子延长约两千三百年的历史使命。仔细分析,还是受条件制约限制,即当时铸镜工艺优秀传统,已成习惯,而且十分经济,才不会考虑到还有其他更便宜的材料可以代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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